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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期货责任编辑：宋鹏8月30日，由上海期货交易所（下称上期所）和盘锦市委市政府、辽宁证监局联合主办的“2018年实体企业风险管理论坛”在辽宁盘锦顺利召开。上期所党委书记、理事长姜岩，辽宁证监局党委书记、局长柳磊，盘锦市委常委、副市长李睿懿出席并致辞。

我们永远需要美国芯片。美国公司现在履行责任去华盛顿申请审批，如果审批通过，我们还是要购买它，或者卖给它（不光买也要卖，使它更先进）。因此，我们不会排斥美国，狭隘地自我成长，还是要共同成长。我们和美国公司之间的友好是几十年形成的，不是一张纸就可以摧毁的。我们将来还是要大规模买美国器件的，只要它能争取到华盛顿的批准。

责任编辑：陈志杰原标题：养老FOF扩容 个税递延渐近来源北京商报在市场翘首以盼养老目标基金纳入个税递延政策优惠的同时，第五批养老目标基金已正式获批。北京商报记者7月2日从公募基金行业相关人士方面获悉，证监会近期批准了13家基金公司旗下的15只养老FOF产品。至此，五批养老目标基金合计已达74只。从上半年产品业绩看，存续的养老目标基金全部实现正收益。而对于个税递延政策的落实，部分业内人士表示，有利于激发投资者个人养老投资的热情，但预测抵扣金额不会超过此前设定的1000元标准。

在《基金法》授权、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引和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下，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在私募基金行业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探索步伐。从2014年2月至2016年1月，中国证监会响应商事改革和“双创”要求，严格限制行政审批事项，对私募基金不设行政许可，实行“全口径”登记备案。这一时期平均每月有2016家机构申请登记，2294只产品申请备案。2016年2月之后，私募基金自律管理迈入系统化制度建构期。全国人大官网发布的《基金法》释义第十条明确指出，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性质不同，一个属于行政行为，一个属于自律行为，其共同目标是确保国家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的实施，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证券投资基金规范发展。行政行为的依据是法律、行政法规，自律行为的依据除了法律、行政法规外，还包括自律组织的章程、业务规则、行业纪律等。协会认为，私募基金行业现代化治理必须以信义义务为核心，强化主动自律、行为自律、过程自律，推动市场化信用博弈和信用约束，积极发挥业务规则和行为规范的具体引导和矫正作用，与行政监管、司法惩戒共同构筑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行业治理体系，最终实现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目标。行业自律的主要功能是提高行业机构与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和道德水准，通过自我约束和最佳实践避免触碰法律和行政监管底线，提高行业社会公信力。为此，协会在机构登记中引入了法律意见书制度，推动律师与私募基金管理人形成专业合规制衡；通过合同指引将管理人忠实义务转化为合同明示的契约责任，强化民事法律保障；通过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将忠实义务转化为投资人持续知情权，强化委托人监督制约；通过内部控制指引将忠实义务转化为管理人内部治理规则，强化管理人合规能力保障；通过募集行为管理办法将注意义务转化为最佳行为和具体流程规范，强化投资者适当性和卖者尽责要求。在此基础上，持续完善机构登记、产品备案、从业人员资格管理要求，建立异常报送公示、失联公示、投诉调解、自律检查执纪、信用信息报告等过程信用机制建设，初步形成了信用公示与社会监督、信用约束与自律处分、信用竞争与自主发展良性循环。这一时期，平均每月有572家机构申请登记，2523只产品申请备案。以私募基金之名行民间融资之实、屯壳倒壳赌博之风以及经营范围存在严重利益冲突的登记申请被抑制，申请机构数量明显下降，但产品备案维持快速增长态势，机构持续展业率稳定在80%以上，行业生态得到净化，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没有发生大的系统性风险。

受托管理、组合投资、收益自享、风险自担是基金的基本特征，管理人忠实履行信义义务、为投资人谋求最佳收益是基金行业的专业道德要求。违背基金本质和专业道德要求给私募基金行业带来形形色色的问题，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管理人登记中的“集团化”问题。在登记备案第一阶段即“全口径”登记备案时期，民营私募登记热情高涨，已经从事小额信贷、融资租赁、保理担保以及P2P等游离在正规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类金融机构大量申请私募登记，形成跨金融部门的“集团化”。部分机构无视忠实履行信义义务、为投资人谋求最佳收益的专业道德要求，将私募基金视为“提款机”，为集团内融资业务“输血”，内控失效，不同业务间风险隔离机制缺失，将基金投资者置于严重的利益冲突风险之中，甚至故意违法犯罪，借基金之名侵害基金投资者财产权。在登记备案第二阶段，财政资金为探索新的资金运用方式，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功能价值，在参与市场化投资过程中，出于内部激励、属地管理或税收本地化要求，往往下设若干个业务同质化管理人，分别登记运营，或要求有财政资金参与的基金产品GP和管理人“双落地”，两种情形交织，形成基金管理人内部的纵向“集团化”。部分集团化管理人层级多达五六层，甚至八九层，不仅不符合国资治理结构调整的方向，集团内基金产品之间多层嵌套，也抬高了投资人负担和资金成本。在登记备案第三阶段，存在业务冲突的横向集团化被限制登记备案后，部分实控人开始通过非股权关系的人际控制，形成复杂的股权代持网络，变相寻求类金融业务“集团化”。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滴滴真的是在做公益，而是出行服务的确是某种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滴滴原本打算通过补贴和资本并购的方式获得垄断地位，收割垄断收益。然而，公共出行选择的多样性和较低的准入门槛，只有出租车公司那样的牌照限制才有可能有垄断收益。滴滴不仅愿望落空，更重要承担起公共服务的运营成本以及公众远比对于政府公共服务更高的要求。不仅如此，各怀利益的地方政府还在设置重重限制，进一步抬高了成本。而一万多人规模的大公司病，可能并不比“大政府病”轻到哪里。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目前滴滴的困局。